黎族历史
“黎”是他称，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西汉以前曾经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岛黎族的远古祖先。
“黎”作为今天黎族的族称，最早见于唐后期刘恂著的《岭表录异》一书。该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另外，《新唐书·杜佑传》卷179中有唐德宗年间（780—805年）“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但《新唐书》为宋人欧阳修所作，“黎”之称应以《岭表录异》的记载为最早。宋代，各类史籍中普遍以“黎”代替了“俚”、“僚”，作为今天海南岛黎族的专有族称。
黎族称汉族为“美”，意即“客”，他们以汉人为客人，自己则以土著自居。黎族内部因方言、习俗、地域分布等差异有“哈”（过去作“侾”）、“杞”（又称“岐”）、“润”（过去汉称“本地”黎）、“美孚”、“赛”（过去称“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称，但在对外交往时一般都自称为“赛”，赛是其固有的族称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质分析，它们和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带有鲜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更为相似。此外，作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铜鼓，明代以后，海南岛就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黎族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铜鼓，它们和广西地区发现的铜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从语言系属来看，黎语与源于古代越族的壮、布依、侗、水、傣等族语言同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说明其与壮、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越人生活习俗上的许多特点，如：断发文身、鸡卜、巢居等，不仅见于有关黎族先民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甚至在海南黎族人的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它们的痕迹。如至今仍然存在的黎族妇女文身、白沙南开一带的干栏式船形屋、鸡卜等都是古越人的遗风。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的“玩隆闺”与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之处。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知黎族的先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就定居在海南岛，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当时人们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岗和台地上，使用石斧、石锛、石铲等工具，进行“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和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采集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出土陶片的数量之多，器形多样而且很大，足见当时人们制造陶器的手工艺已相当发达。石制、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原始纺织技术。关于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近现代民族学调查中都可以找到一些遗迹。宋代文献记载，南宋时，琼山县黎族妇女首领“三十六峒统领”王二娘是“黎之首也，……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清代文献中也曾记载过去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以平息下来。
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建立前仍存在，如毛枝峒和毛道峒之间发生械斗时，由寡妇出面调解；毛贵乡发生械斗时，由妇女作为使者传达通谍。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黎族传统社会中保留的“不落夫家”婚俗，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对偶婚的残余。在五指山中心地区，过去黎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便回娘家与兄弟父母一起生活。妇女患病要“赶鬼”，须祈求娘家的“祖先鬼”，病重要抬回娘家，死后埋在娘家的公共坟地，死者遗物归亲兄弟所有。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亲属关系的残余。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通婚的习惯。有些地区还习惯以动、植物的名称如水牛、芭蕉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外婚制和图腾信仰的残余。
大约在秦汉以前，就有汉人到过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从事经商和农业、渔业生产，他们和黎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这个宝岛，发展了两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秦汉之交，秦龙川令赵佗占据岭南，自立为南越王，治理南越，“怀服百越之君”，其势力与影响当及于海南岛。汉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兵平定南越后，汉王朝正式在海南岛开始设置珠崖、儋耳两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平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复置珠崖县。汉王朝在海南岛郡县制的建立，加强了对黎族人民的统治，在客观上使海南岛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南朝梁大同中（540—541年），由于儋耳地方俚僚（包括黎族先民）1000多峒“归附”冼夫人，由她“请命于朝”，而重置崖州。冼夫人是公元6世纪时南方越人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当时广东西南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辖之下。隋初，冼夫人率领所属归附隋朝，又以“和辑百越”有功，隋文帝还赐给她临振县(今三亚市)汤沐邑1500户。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不仅密切了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同时对于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在海南岛设立了琼、崖、万安、儋、振5州22县，加强了中央王朝对黎族地区的统治。黎、汉居住格局由过去“汉在北、黎在南”逐渐演变成为“汉在外、黎在内”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唐代海南岛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热带生物资源也逐渐被认识并加以开发利用，海南的玳瑁、五色藤、盘斑布、香、糖、珠等特产受到中原人士的喜爱，许多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入中原地区。因此，在海南岛沿海黎汉杂居地区已经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现象，但黎族先民聚居的广大山区社会发展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原来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
宋代，大量汉族人口因各种原因迁移到海南岛，他们和黎族先民一道辛勤垦殖，大大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和黎族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生产都有了显著进步，黎汉之间以物易物形式的商品交易相当频繁。农业生产方面，儋州一带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已与中原地区习见的无异，水利灌溉发达。占城的稻种传入，能夏种秋收，增加了产量。当地的苎麻一年可收4次。黎族妇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五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所织的“黎锦”、“黎单”、“黎幕”，色彩鲜明，美观适用，颇为中原人士所赞赏。黎峒出产的沉香、槟榔、赤白藤、花梨木等特产也通过汉族商人的贩运远销大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族部分地区的封建化程度比过去也有所加深，一些富有的上层蓄奴婢。北宋时琼州有一个名叫符护的黎族“首领”，“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元代，元朝政府还在黎族地区设置土官，利用黎族上层首领统治劳动人民，这些都标志着黎族社会的封建化到了12世纪后已有了新的发展。当然，社会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少所谓的“生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末元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黎、汉两族悠久的亲密关系。黄道婆年幼时便飘零到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亚市），当地黎族妇女教会了她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纺织技术。黄道婆在黎族地区住了40年以后，于元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后，便把她从黎族人民那里所学到的一套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劳动妇女。她还精心改革，制成手摇搅车、粗弦大弓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手能纺三根纱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轧棉、弹棉和纺棉的工作效率。黄道婆把黎族的纺织工具和技术，结合当地的丝织技术运用到棉纺织上，织成的被、褥、带、悦（巾），上作花、草、鸟、兽、折枝、团凤、棋局等图案花纹，光彩美丽、灿然如画，甚得人们的喜爱，一时松江地区生产的棉织品行销全国，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黄道婆对中国棉纺织技术发展的杰出贡献，体现了黎、汉两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凝结着黎、汉两族人民亲密的深情厚谊，在中国纺织史上共同谱写了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明、清两代，黎族地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在靠近汉区的黎族地区，黎族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黎族的农业发展水平已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耕种水稻一年两熟，普遍使用从汉区输入的铁质农具犁、锄、镰刀等，有些地区还掌握竹筒天车日夜自动车水的先进灌溉方法。定期集市贸易有所发展，至明嘉靖年间，儋州地方州城有“市场”，乡镇有“墟场”，黎族地区出产的牛只、槟榔、椰子等成为输入大陆的重要货物。
随着封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这个时期，大部分黎族地区土地已高度集中，田地、牛租和雇佣劳动的剥削已很严重。不仅封建王朝霸占黎族地区的田地为“屯田”和“官田”，当地的土官、土舍也残酷压迫剥削黎族人民。引起了黎族人民的极大不满，激发了连绵不绝的黎族农民起义。只有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区仍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共耕组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海口（当时称琼州口）为“通商口岸”。大量的鸦片和棉纱、煤油等洋货充斥海南岛，黎族地区出产的牛只、益智和槟榔等土特产也被西方商人廉价掠夺出口。这使得海南岛的商业资本活跃起来，不仅在过去比较落后的黎族聚居区出现了从事商品交易的集市，甚至在一些地区还建立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如盐场、种植橡胶的农场等。这些活动刺激了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破坏了黎族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深入，也把基督教、天主教传进了黎族地区。清末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冯子材督办全琼军务，冯在镇压黎汉人民起义后，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比较重视黎族经济生产和开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灭亡在即，这些措施大部分未能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1923年就具体设计了海南建省的方略和方法，提倡开发海南，1933年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委派陈汉光为“抚黎”专员，在海南成立“抚黎专员公署”。陈汉光“抚黎”的真实目的虽在于“剿共”，但其开展的开辟道路，建立学校，开办实业，教授种植和手工业技术，移风易俗，黎汉通婚等工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1935年初向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将全岛黎境划出，设立黎县的建议，使得保亭、乐东、白沙3县正式成立，比较有效地开发了五指山黎族地区。
黎族人民为了反抗历代反动统治者和本民族的反动上层的剥削压迫，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自汉代以来，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公元前87年，黎族先民为了反抗珠崖太守的横征暴敛，揭竿起义，攻杀太守孙幸。唐代，由于赋税、贡品负担的繁重以及贪官污吏的凌扰，激起黎族人民的反抗。乾封初年（666—667年）黎族人民攻陷琼州城。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又爆发了以蒋磷为首的黎族人民起义。
从宋到元，黎族人民大规模起义，即达18次之多。其中以南宋琼山王居起领导的起义、吉阳军黎族人民响应汉族陈公发、陈明甫的起义以及元代王马、王六具、王官福等人领导的起义规模较大。
到了明代，黎族人民在30多次起义中，规模较大的就有14次之多。以弘治十四年（1501年）儋州符南蛇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三州十县闻风响应”，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琼山县黎族人民起义，攻破清朝政府设在黎族地区的许多军事据点。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儋州黎族黎亚义与汉族蒋凤章等领导的黎、汉两族1000多名贫苦农民，向高利贷者、汉族地主和奸商进行武装斗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加重了黎、汉各族人民的苦难。黎、汉两族人民掀起了多次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临高、儋县黎、汉两族人民武装大起义，坚持斗争一年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崖州多港峒黎族4000余人在严惩了平日作恶多端的美帝国主义教会爪牙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海南岛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接着在海南岛西北、中南等地区迅速建立党组织，并在陵水等县建立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革命组织。1927年，党在海南岛建立了革命武装，曾一度解放陵水县城。1927年12月16日，在陵水县成立海南岛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并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改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不久成立了“琼崖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琼崖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许多黎族地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扩大革命武装队伍。在琼中、保亭、陵水、崖县（今三亚）等黎族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农会、民兵、青年团、妇女会、救济会等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6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和革命干部到海南岛西部的昌江、感恩(今东方市)两县黎、汉两族杂居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群众，组织了昌、感地区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1939年2月10日，日军大举进犯海南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黎、苗各族人民遭到空前的灾难。富有革命传统的海南岛各族人民所组成的抗日独立大队，就在海口市以南的潭口，展开猛烈的反抗，狙击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犯，大大鼓舞了全岛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犯海南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处10多个乡，临高、澄迈两县交界处黎、苗、汉族杂居的美合地区，以及儋县（今儋州）、白沙、万宁、乐会（今琼海）、保亭、陵水等县交界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黎、苗、汉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1939年3月，昌感、乐东交界处就有300多名黎、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战争。
日军侵占海南后，国民党琼崖地方当局大量人马退居五指山腹地白沙县境内，不仅军需费用给当地黎苗族群众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大肆杀戮黎苗族村民，这些都使黎苗族群众懂得，只有拿起武器，把国民党顽固派赶出五指山，黎苗族人民才有出路。1942年6月，国民党反动头子王毅竟以颁发所谓“公民证”为借口，诱骗琼中苗族群众下山，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1000多人。这一滔天罪行，更加激起黎、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943年8月，白沙县红毛等地2000多名黎、苗各族群众，在王国兴、王玉锦、王正成等人的领导下，首先举起义旗，各地纷纷响应，起义群众增至20000多名，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赶出了白（沙）、保（亭）、乐（东）3县交界地区，歼敌3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白沙起义为五指山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海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和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1944年春，原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改名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琼崖纵队已经发展到7000多人，解放了全岛3/5的地区。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军队悍然向白沙解放区发动进攻。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和黎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琼崖纵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1946年夏，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开辟包括白、保、乐三县在内的五指山根据地。1948年6月，白、保、乐3县获得了全部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大大调动了当地黎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踊跃参军、英勇杀敌，仅1948年1年，就有4000多黎族青年参加了琼崖纵队。黎族人民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海南岛各地。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大批黎族干部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带领广大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8年9月，解放了海南岛70多座城镇和广大农村，歼敌5000多人。黎族人民以辉煌的战果，于1950年春，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了海南岛。
黎族妇女服饰
黎族妇女服饰，主要有上衣下裙和头巾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织绣着精致的花纹图案。上衣有直领、无领、无钮对襟衫或者贯头衣。贯头上衣皆由三至五幅素织的布料缝成，适于刺绣加工，故衣襟多是绣花。女裙，我们称之为筒裙，通常由裙头、裙身带、裙腰、裙身和裙尾缝合而成，但也有少于或多于四幅；由于各幅都是单独织成，因而适合于织花、绣花和加工，所以筒裙花纹图案比较多，复杂。有些筒裙为了突出花纹图案，又在沿边加绣补充，提高图案色彩，故称为“牵”。妇女筒裙，由于织花的经纬密度高，大大加强了筒裙的牵度，因而经久耐穿，又具有特色。
妇女的筒裙，规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别，哈方言的“哈应”和聚居在东方市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美孚方言妇女筒裙，可谓是最大最长，人们常称为“长式筒裙”；而居住在白沙的润方言黎族妇女筒裙，则是最小最短的，堪称为超短裙。一般来说，筒裙长而宽，或短而窄，都是为符合其生产环境和生活方便的需要。长筒裙的实用性较多，用途较广，可当被子、背物和做婴儿的吊兜式摇篮，还可以从童年穿到成年，小时候可将多余部分折叠到里面，随着身体增高翻出伸长。有些长筒裙则可以供死时殓尸用，故而越织越长。而短筒裙主要是居住在深山生活环境比较差的黎族妇女穿戴的。除了古时候原料有限，生产艰难，自然生态环境险恶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大多数居住在山涧，小溪、河流地带，穿着短筒裙适于爬山涉水。穿着长筒裙的黎族妇女主要生活在有河流的平地或小丘陵地带接近平原地区，物质生活条件较好，接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较多。古代汉族的服饰多宽衣长裙，也许对当时的黎族服饰有一定的影响。
黎族各方言妇女服饰主要分为：哈方言妇女服饰；杞方言妇女服饰；润方言妇女服饰；赛方言妇女服饰；美孚方言妇女服饰。在这五个方言妇女服饰当中，哈方言又有罗活、抱怀、哈应等不同称呼。黎族各方言服饰，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曾是区分不同血缘集团和部落群体的重要标志，而且与黎族的族源、族系、崇拜、婚姻、家庭、丧葬等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由于所处的地域、语言、生活习俗和所接受汉文化影响程度等不同方面的差异，使各方言黎族妇女服饰种类繁多，式样奇特，丰富多彩。
哈方言妇女
哈方言黎族在五个方言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居住的地域和生活环境也最为复杂，而且语言也十分丰富，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也多有不同土语的杂居。语言不一样，服饰也不一样。哈方言主要分布在乐东、昌江、东方、三亚市、陵水、万宁等地。在儋州、屯昌、白沙、琼中和保亭等地也有少量分布。
罗活，自称罗活（狭义，又称劳越）、抱由、抱漫、只贡（又称多港）、志强、哈南罗等。罗活在各个方言黎族中最为复杂，语言最为丰富，因此妇女服饰也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罗活（狭义）妇女穿短筒裙，裙长不及膝部，图案华丽。上衣为开胸长袖无领，无钮，前下摆长，后下摆短，有平时服和盛装服之分。平常穿的服饰花纹图案较为简单，色彩以黑色为主，也有深蓝。妇女在盛装时，上衣有重叠并且织有几层不同色彩的花纹图案，从外表上看，似穿几件衣服。服饰图案多是反映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以及动物纹和植物纹样。
抱由、抱漫妇女服饰大体相同，穿短筒裙，也有穿中短裙。上衣无领、无钮、对襟开胸。有平常服和盛装服。盛装服，左右大宽边织绣有花纹图案，而下摆吊有带铜铃的彩色流苏。材料用野麻纤维织成，图案艳丽、大方，有个别地方的衣尾系着小白珠和小铃铛。这种服装，叫做女大礼服饰，就是说，一个妇女一生中只有一套，而且要在隆重的节日活动时才穿戴。平常服饰的式样较多，或繁或简。在衣沿绣有几何图样，或在筒裙身多织花纹图案。
只贡（多港）妇女穿短筒裙或中筒裙。筒裙多数用两块自织的黎锦缝合，后再用一块没有织上花纹图案的黑布作筒裙头，即用三块布料缝成一条筒裙。筒裙的图案色彩艳丽、细致，别具一格。妇女上衣黑色或者深蓝色彩，开胸对襟，直领，领前有一颗钮扣，衣的对襟处和衣脚四周及袖口绣有精细的花纹图案。妇女上衣开胸无领，也无钮，前襟长，后襟短。随着时代的变迁，只贡（多港）妇女平时很少穿传统服饰。只在喜事或丧事时，才穿着传统服饰。
志强妇女穿短筒裙，裙由裙头、裙身、裙尾组成。筒裙有平常穿和盛装时穿两种。平常穿用的筒裙都是黑色的，花纹图案甚少，而盛装时的筒裙则织有较多的花纹图案，图案多是人形纹和动物纹样。妇女上衣以黑色为主，也有深蓝色。开胸无领，长袖衣没有钮扣，通常只用一对小麻绳代替钮扣，而且只系在上衣领以下约10厘米处。平常穿的上衣无任何图案，盛装服有花纹图案，布料用自纺的麻、棉等纤维织制而成。妇女首饰有手镯和耳环。
哈南罗妇女穿短筒裙，也有中筒裙，但多穿织绣华丽的短裙。妇女参加婚礼时的筒裙，图案非常丰富，色彩也较鲜艳。每个妇女一般都保存着1～2套漂亮的服装，主要在外出或红白事时穿用。妇女上衣开胸对襟，无钮，仅用小绳作为系带。已婚的妇女束发于脑后，并插上骨簪或者金属簪，头披织有花纹图案的头巾，妇女喜欢戴耳环、项圈、手镯等饰品。有文面和文身的习惯。
抱怀，妇女穿长筒裙，直至脚踝，是哈方言中最长的筒裙。这种裙子也可以当做背孩子的背带，或用来背物，或做小孩的摇篮。妇女下地干活时常把婴儿放在裙子里面挂在肩膀上，或者当做摇篮挂在树枝上。筒裙是三幅锦布和一根绳带构成，每幅锦布都是同样的色彩和花纹图案。抱怀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纺织技术，妇女只要有空闲就纺织黎锦。妇女们都会为女儿预备出嫁时穿的筒裙。结婚筒裙图案为婚礼图，人们认为结婚时若不穿本民族的筒裙，死后没人管，祖宗不相认。抱怀筒裙仍然保留很多的传统图案和技术。花纹图案从裙头、裙腰直至底端都织绣着绚丽多姿的花纹图案，而且每个花纹图案都有它的意义。妇女所织在筒裙上的花纹图案，内容不同，含义也不相同。妇女筒裙一般分为婚服、丧服、平常服三种。这三种服饰的筒裙图案纹样都不一样。妇女上衣分为平常服和盛装服两种，形式基本一样，只不过是材料和花纹图案不同而已。妇女上衣多数是长袖低领有钮，深蓝色彩，也有对襟短衣。盛装服上衣袖口、对襟处、背后、下摆处，织绣有各种各样精美图案，并在衣襟、袖口与领口周围镶有蓝色的花边。妇女头缠黑色的头巾，并织有花纹图案，妇女有带耳环的习惯。
哈应，主要分布在黎族聚居区边缘地带，在三亚、陵水、东方、万宁、陵水等地。哈应绝大多数是与汉族相邻或杂居其中，接触汉文化比较早也比较多。妇女服饰式样多，花纹图案也最为复杂。哈应妇女穿长而宽大的筒裙，裙长至小腿的中部和下部。平时所穿的服饰，无论上衣还是筒裙、头巾等都是以黑色为主，从整体上看全身都是黑色，只有裙尾和头巾尾部有精美而变化多样的图案。妇女上衣为黑色长袖、低领对襟，但多数是以抱胸款式为主，并排3～4个布钮扣，没有编织任何的花纹图案，举行婚礼或者参加节日活动时，妇女服饰制作非常精致，图案也非常精彩。哈应妇女所穿的衣衫和筒裙都很宽而大，有些地方上衣前面有对襟绣花，后有腰花纹样，多为菱形和几何形。衣背有图腾纹样，盛装长筒裙是花纹图案。图案按四个部分来区分，即：裙头、裙腰、裙身、裙尾，这四个部分的花纹图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的是人们常说的哈应服饰的婚礼服，图案以人物为主，并在筒裙上描述人们在举行婚礼时的各种活动，其场面壮观，令人回味无穷。主要分为“迎娶”、“送娘”、“送礼”等的故事情节。服饰的文化内涵丰富，工艺也极为精细。这种服饰在结婚时穿戴。哈应和抱怀妇女还有一种服饰，叫做丧服，丧服是指在人死后，做八（丧葬）时才能穿戴的一种服饰。丧服制作讲究，其筒裙图案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最精彩的图案是人形纹，人形纹也称为鬼纹。黎族人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认为人死后也有灵魂的存在。所以服饰上的人形纹图案占有相当大比例。丧服除了人形纹外，图案色彩也是十分讲究。丧服上的人形纹分为两个色彩的纹样，其中一个纹样是用明色来织制，另一个是用暗色来织制，并且二方连续有节奏的无限延展。黎族人把这种明色人形纹样看作人间，暗色的人形纹视为阴间，为鬼纹。妇女在参加丧葬时必须穿这种服饰，否则祖宗就不会认死者，也会使死者的灵魂在阴间里生活艰难。哈应妇女头缠黑色长头巾，头巾两端织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在盛装时，长头巾的图案部分挂在胸前。哈应妇女的装饰品比较简单，仅有手镯和耳环。
杞方言妇女
杞方言黎族主要分布在五指山腹地周边地区的五指山、琼中、保亭等市县。在昌江、乐东、东方、三亚、万宁等市县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妇女服饰因居住地区不同，式样也有所不同。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和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大里乡保留有较为古老而完整的风俗习惯，妇女服饰也别具一格。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以北，及与澄迈县、屯昌县、琼海市、万宁市接壤的汉族地区，无论男女，早在20世纪初期就改穿汉装，讲汉话，不文身。[3]
杞方言黎族服饰文化差异很大。按服饰款式区分，在琼中营根镇西南部和五指山市以东的水满乡以及陵水黎族自治县大里乡的杞方言妇女服饰属于同一类型。这一带杞方言黎族妇女所居住的地理环境都是高低不平的山区，所穿的筒裙都是长至膝的筒裙。筒裙色彩十分鲜艳，图案纹样丰富。以人形纹为主，动物纹为辅，也有植物纹样。有些地方由于筒裙花纹图案比较多，而又复杂，为了突出重点部位，妇女在织好筒裙花纹图案后，再加刺绣花纹的轮廓。把在沿织边补充以提高图案的色彩，故称为“牵”。牵的绣法在杞方言地区较为普遍。哈方言和润方言也有这种绣法。此种绣法能使所织的筒裙图案轮廓更清晰，形象更鲜明。妇女上衣为对襟圆领，或长袖无领、无钮，有一排圆形银牌的装饰，上衣黑色或者深蓝色。衣的装饰，仅用白布装边，衣前有袋花，衣后有腰花；衣的后脊中间有作为族系标志的长柱形花纹图案，有些地方称为祖宗纹，衣背下摆和袖口织绣有精美的彩色图案。妇女头部缠着黑色或者有织绣花纹图案的头巾，盛装时，妇女戴有月形银制项圈和有色串珠。[4]
在五指山市的通什盆地合亩制地区的杞方言和保亭杞方言属于同一类。但妇女服饰有很大差异。合亩制地区妇女服饰，穿短筒裙，裙长不及膝盖，这一带的妇女筒裙分为裙头、裙身带、裙尾三块布料组成。色彩鲜艳，图案内容丰富，色块粗犷。图案纹样多是人形纹，植物纹，特别是花卉图案比较多。妇女上衣多是黑色，也有深蓝色。长袖开胸对襟低领，无钮、无扣。衣领周围和沿边以及袖口用白色镶边，有些地方衣前摆处，织绣精美的花纹图案。妇女盛装时头缠着织有花纹图案的头巾，这种头巾织制比织筒裙还要精细。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色泽鲜艳绚丽。这种头巾是黎族其他方言区所没有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妇女没有文身的习俗。
在保亭境内的杞方言和陵水西北部的杞方言服饰基本一样，妇女穿长筒裙，式样接近赛方言妇女服饰，但是花纹图案又有区别，筒裙从上到下织制着艳丽多彩的花纹图案。图案纹样多是水波纹、米粒纹、藤子纹及细线纹等。筒裙长而宽。妇女上衣多是海水蓝或者深蓝色，青年所穿的上衣有红、黄、绿、粉红等色彩。长袖抱胸、圆领、镶边，有布钮排列。妇女上衣和赛方言上衣的款式基本一样。盛装时，有头簪、手镯、耳环，胸戴有月形项圈。项圈挂着很多铃铛和小鱼、虾等动物的小型铅片。举行婚礼的新郎、新娘、伴郎、伴娘都要佩戴，以体现婚礼的隆重。
昌江王下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妇女服饰也别具一格。德国人史图博在海南岛调查时，曾到这里，并把这里的黎族称为“大岐黎”。这一带的杞方言穿短筒裙，裙子长到膝盖，是由三块织有花纹图案的布料缝成，布料是黎族妇女用海岛棉、木棉和野生麻纤维，自染、自纺、自织而成。图案有织制和用各种颜色刺绣上花纹，主要多是波浪纹、蛇纹、几何纹等，颜色有红色、黄色，中间用的白色与黄色以锯齿纹做横线。妇女上衣的裁剪方法是典型的杞方言上衣，上衣没有特别的开襟对称，前面的边和袖口没有明显的红花边。边上缝着绿色棉布带子，并把两块前襟扣在一起。头巾也是杞方言妇女最具特点。它是用一种植物颜料染成深蓝色的粗布料，并在纵侧面绣有红色花边，两侧由红、黄和蓝线织绣而成的花纹图案，头巾两端有精美的花纹图案，还有比较粗糙的流苏作为装饰。头巾卷在妇女的头上，所以前面看起装饰是横向的，而长流苏飘在后面，妇女盛装时有耳环、手镯和颈圈作为装饰，也有用简单的铁线环串着蓝色与白色的珠子。
在琼中红毛、什运一带的妇女上衣的袋花和腰花多为甘工鸟纹、花卉纹，腰花之上的后面有族系标志的短桂花，胸前系有红色镶边的黑色肚兜和红色的肚兜。五指山市毛阳以及冲山地区的一部分杞方言妇女上衣已无花纹图案和桂花。腰花也趋向简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东南部的杞方言妇女衣衫式样和红毛地区基本相同，但是肚兜是白色的，腰花之上绣有背花、肩花，筒裙与五指山市东部地区相同，但花纹图案多刺绣上单色纹样，称为夹牵。
润方言妇女
润方言，又称为本地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南渡江源头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妇女服饰尤以牙叉、白沙、元门、南开、青松、金波等最有其特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润方言黎族有人穿树皮衣、盖树皮被、戴树皮帽，并且还有人会制作树皮布。制作树皮布的过程：先将大树砍倒，然后用石拍或木拍，拍打树干上的树皮，并慢慢地从树干上剥下树皮来，将树皮的外表打烂去掉上层，再拿保留有纤维的内层皮去浸水，过一定的时间后取出晒干，就可以制成树皮衣、树皮帽子和被子。这种制作方法各个方言黎族都有。特别居住在山区的人们较为普遍使用这种方法制作树皮布。树皮布多为男子穿用。
润方言妇女穿短筒裙，其裙子在各方言黎族妇女中最短，筒裙上下仅长28～38厘米，裙围（腰围半径）30～40厘米，润方言筒裙不象其他方言妇女筒裙那样宽大，而是根据各人的身材缝制。一般要求裙子紧贴腰部，不扎腰带，上至肚脐下面，裙脚只及大腿，上不能遮小腹，俯腰即露出臀部，素有“超短裙”之称。筒裙由裙头、裙身、裙尾三幅黎锦布料缝制而成，而裙头比裙身、裙尾都要窄些，筒裙布料是黎族妇女用简单的腰织机织造，工艺巧妙精致，而且每条筒裙色彩、图案都各不相同。同一条筒裙分三个部分，都各有不同的特色。裙头，色彩和花纹图案都比较简单，多数是用深蓝、白、赤褐三种色彩，横花纹织成几何纹样图案；裙身，通常以白线作为基线，织进红、蓝、黑色和少许的黄、绿色等作垂直线，有许多地方把整块布料的花纹图案分成方格，在方格里织有人纹、蛙纹、龙纹、牛纹、鱼纹等图案；裙尾，多是用黑色线作为基本色彩，裙尾比裙头、裙身的花纹图案想象力丰富，织造工艺精致，图案纹样变化多，颜色非常鲜艳夺目。润方言的妇女筒裙在数十条中难见完全相同的图案花纹。
妇女服饰有两种，一种是妇女平常穿用的，另一种是盛装时穿用的。平常穿的服饰花纹图案简单一些，色彩不太丰富。盛装时的妇女服饰，织造十分讲究，图案变化多，色彩也极为丰富，而且在比较显著的地方嵌入银箔、云母片或夹入有彩色的漂亮羽毛，有些地方还夹有结缀贝壳、穿串珠子、铜线、银片，并有流苏等。
妇女上衣也比较独特，色彩绚丽协调，上衣宽大而稍短，是用几块大小不等的布料缝合而成的，史称“广幅布”（在这里指服饰）。《汉书·地理志》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这种上衣，裁剪简单，只需在“广幅布”中间挖成一个洞口，形似“V”字，既不是大襟也不开胸，长袖无领、无钮。在穿时从头套入即可。这样衣服整个遮掩胸前与背部。领口处用红色线镶边或者用小珠子作装饰，前摆处有两大块对襟，刺绣图腾图案，以人纹与龙纹最多，也有蛙纹、鹿纹、鸽纹、鱼纹等，其构成都是平视体的单独纹样，衣的背后沿边等均刺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素有白沙黎族“双面绣”之称。工艺特别精致，图案内容清晰，而且样式很多。在花纹的创造与色彩的调合方面，想象力丰富，引人注目。
妇女的头巾有两种，一种是织绣有花纹的图案，另一种是清一色的没有任何的花纹。妇女平常没有参加各种活动和外出，头巾不绣花；盛装时，则缠绣有花纹图案的头巾。举行婚礼时新娘的头巾很特别，它不需要缠尖顶，只是盖在头上遮住脸部即可。但是婚礼头巾制作精细，挂在脸前有很多的流苏，坠着铜钱和白色、绿色小珠子等。不论平常头巾或者盛装头巾，其色彩都是以黑色或深蓝色。
赛方言妇女
赛方言黎族，主要分布在保亭东南部地区的加茂镇、六弓乡、保城镇，陵水西部的祖关、群英、田仔等地。少量杂居在三亚市藤桥镇、儋州市兰洋镇等地。
妇女服饰相对一致。赛方言的妇女穿长而宽的筒裙，在穿戴时将宽筒裙在臀部打一个褶纹，宽大的筒裙没有象短窄筒裙那样紧绷，筒裙分四个部分缝合而成的，第一部分是裙头，第二部分为裙身带，第三部分为裙身，第四部分为裙尾。裙头和裙身，都以黑色横细线条为主，线条之间参杂红、黄、绿颜色。赛方言的筒裙最复杂的地方表现在裙身带和裙尾上，色彩最丰富，图案最复杂，图案纹样多织有人纹、蛙纹，也有植物纹样。筒裙有平常穿用也有盛装时穿用。平时穿用相对简单，图案不复杂，而盛装时的服饰织制工艺精细，讲究色彩。有的地方在裙尾处多用云母片或蚌壳嵌入花纹图案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赛方言的妇女上衣多是蓝色或者深蓝色，老年妇女多穿黑色，长袖右衽高领，和旗袍领相似，大衣襟向左开，并从衣领向右斜排，有距离不等的布钮扣。上衣素面镶红色边，也有白色边，布钮扣是自制的。
赛方言妇女头巾与其他方言妇女头巾有所不同，整条都是黑色，没有任何的花纹图案，妇女平常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并在脑后髻打一个结，形成长短不一的垂带，长的垂挂在背后间，短的仅到颈部或齐肩。妇女在盛装时，戴有月形项圈、手镯、耳环等。赛方言没有文身的习俗，但喜欢唱民歌和对山歌。
美孚方言妇女
美孚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昌化江中游和下游的东方和昌江两市县境内。是黎族古老的印染方法“绞缬”之乡。
妇女筒裙比其他方言的妇女筒裙都要宽长。裙子长到脚踝且又宽大的筒裙，穿时在前面打一个褶折。筒裙是由五幅布缀接而成。筒裙从上至下的叫法与各方言区叫法不同。筒裙五幅分为裙下（其他方言称裙头）、裙二、裙眼、裙花、裙头（其他方言称为裙尾）。这五幅当中除了裙花是采用各种颜色的棉线，织成多种几何花纹图案，其余四幅都是染法织花，这是美孚方言的特色，其他任何方言都没有这种方法。久负盛名的东方美孚方言黎族的扎染技术，是用纱线作经线，然后在经线上打纹结成图案，再染线，松开剔除纹结纬线，这样就形成色泽斑斓的一条筒裙料，而且带有无等级层次的色晕，非常的漂亮。
妇女上衣是深蓝色或者黑色，长袖开胸，无钮，无扣，仅用一对小绳代替钮扣。上衣剪裁方法很特殊，由两条左右同形的方布块构成，而且能够遮住上身的前面两侧。这两条布是在背面的正中间，从上到下缝在一起，衣领是用宽6厘米左右的窄长布条裁成，直缝在衣前侧一半左右的地方，领边缝有白色的棉布。上衣两侧的缝口和袖边是用白色缝制。上衣后背两侧有不对称的裆背布，后背加缝两块方块布，即缝在后领及领两侧。衣衫边沿和袖口都镶有布边。这种式样是其他方言妇女服饰所没有的。美孚方言妇女头巾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既简单又大方，色彩黑白相间，没有任何的花纹，妇女头巾裹头，盛装时戴有一串银项链，戒指和手镯等。过去这里妇女文身情况普遍。
黎族男子服饰
男子服饰，主要由上衣、腰布和红、黑头巾组成。男子上衣开胸、无钮、无扣，仅有一条绳子绑住。衣的背后下部边缘多有无边穗。“丁”字形的腰布过去称为“包卵布”，古称“犊鼻裤”。犊鼻裤过去多是素织，少量织有花纹、花边和刺绣。犊鼻裤有些地方绣上简单的花纹图案，有些地方则是没有任何的花纹。另一种下服为开衩裙子，这种裙子没有任何花纹图案的裙子，主要聚居在昌化江流域的美孚方言男子所穿。裙子式样，上窄下宽，用绳子绑腰。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服饰。所有的男子服饰早已变化了，只有在极偏僻的地方，才能偶见这种旧时代的服饰。
黎族男子装束与服饰，虽因居住地域环境以及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但不如妇女服饰那样类型繁杂，内容丰富，图案精致。男子装束和上衣差别不太大，而下服就有明显的地区差别。
哈方言男子
哈方言男子传统的发式为长发，有结髻于额前似角形状。这种发式与四川、云南、贵州彝族男子的发式相似，但比彝族男子所打扮的还要复杂。哈方言男子的发式是经两耳上通过头顶弓形梳成前后两部分，把头颅前面的一半头发卷成束，把头颅后面的头发和前面的另一缕缠在一起，然后与前卷成束的头发在额上（稍偏右）结成有角的形状似的髻。哈方言男子很重视梳理头发，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在髻上插着小木梳，乐东头塘一带操罗活土语的男子结长而尖的髻发于额前，常插木梳一把和一至两根剌猬毛。并缠上两边绣花的黑头巾。哈方言男子固有的服饰是腰布和上衣。
腰布，又称丁字裤或犊鼻裤。有些地方称为吊铲。这种是由上端的梯形布和下端的长方形布构成，两块布都是木棉布或野生麻粗布，梯形布上沿裁成腰围的长度或稍微长一些，围在腰上并盖到臀部中间。腰布下端布条的长度，要根据穿者身材而定。男子下端布是由后到前夹在两腿之间。腰布在不同土语中也有不同的裁法，但多数腰布都没有任何装饰。罗活、抱怀在腰布前面下端的布条绣有小小的波纹和几何图案。这种腰布往往用蓝色棉或麻线在宽5厘米左右的边上绣有十字型纹样。姑娘喜欢刺绣这种图案，送给自己的男朋友，代表忠贞的爱情。
男子上衣开胸无钮，有长袖和短袖两种。上衣都是用两块长布条构成两侧缝着衣袖。背面是中间开襟，上衣不用钮扣，也不缝领。领口常常缝着蓝色的花边，同时在缝合处及衣领上用白色棉线绣有十字纹样。哈方言男子上衣有时完全没有袖，一般虽有袖，但都很短。上衣下面常垂着8～12厘米的流苏做为装饰。上衣是以很精粗的浅红色或灰色的野生麻纤维织制而成。男子没有外出时，经常穿木屐。木屐制作比较简单，是在一块木板下面钉着二块高7厘米左右的牙齿，并在前端挂着简单的皮带即可。若生病时请道公或者娘母做鬼，病愈后在颈项及手腕上系红或黑蓝线一圈，有些在脖子上还挂上一些狗牙做为避邪的护身符。
除此之外，哈方言还有奥雅服、峒长服、勇士服等。勇士服称为军装，一种蓝色棉布的汉式无袖上衣，裤子和有红带子的蓝色绑腿。上衣有护眉，并以两条汉式的带子扎着，是仿照汉族古代军装而制作的。胸挂前面，交叉缝着四块棉布条，下面三条从上到下缝线，由此把布条分成四至六个格，主要用来装放弹药，有时也在胸挂的里面缝一块蓝棉布做大口袋。胸挂的边和前面的红布条一样，缝着蓝色或白色花边，戴胸挂的皮带或绳子上缝着两个黑色和四个白色小玻璃珠交替串成的玻璃珠链。这些链子比背带长，约20厘米左右，下垂到胸前。哈方言勇士经常卷着蓝色的大头巾，有时在头巾上还戴有特别大的军帽，有时不卷头巾，而只戴军帽。这种军帽用稻杆编织而成，它的圆形顶部是小而矮。帽沿很阔而有点弯曲，顶部和帽沿用蓝棉布镶边，并缝在顶部下端的两条绳子紧紧扣在头上。
杞方言男子
杞方言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早，服饰汉化程度较深。男子装束，主要是把头发从两侧前后卷起来做成髻，它比其他方言男子卷的细致，而且在额前挽髻。五指山以南插一个铁质发簪固定结髻，五指山以北用细绳子扎起发髻，还常常在头上插着小梳子。男子帽子同其它方言的做法和使用不同，它由一张称为“卡里腰达”椰子叶制作而成。男子常缠有蓝色的大头巾，也有红色或者蓝与红两色。在五指山以南的杞方言男子，由于清朝后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开始留辫子，平时垂辫于背，干活时盘绕在头顶。辛亥革命后，总管王维昌（王昭夷的父亲）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积极反清。这一带的黎族全面禁止留辫子，一律剪发“剃头”，故杞方言又有“剃头黎”之称。若生病、恶梦或遇到不正常的现象，要请道公、娘母来进行作法。作完后，把娘母给的红线或黑线串上铜钱挂在脖子上作护身符。
男子服饰由腰布和上衣构成，但并不经常穿上衣。杞方言的腰布是由海岛棉或野生麻等纤维粗布制成。杞方言黎语称为“缏”，裁剪很简单，由前后重叠的两条同样的布构成，而每条布分上下两块布片合缝起来，上布片是菱形的，而菱形的下部是根据人腰部大小而异。底边一侧缝着另一块方形布片，方形的长边同菱形的布片缝在一起，短边是20～25厘米，而菱形那一部分的衣边在它约一半的地方缝合，缝合的底边全长正好贴在身体周围，腰布的前后两片相扎在一起。这样腰部和大腿的前后部掩盖到膝头上。
男上衣没有领子，没有袖，也没有钮扣，仅有一条小绳子系着，多是敞开前胸。上衣为自然色彩，灰色较多。裁剪也是非常简单，就是把两块布料横叠并排着，按身材进行剪裁。剪裁后将两条布的一侧缝在一起构成背部。不缝合的一侧构成上衣的前侧，前侧圆形领口缝着棉布花边，上衣没有任何花边。只是在衣脚下边扎上较多的穗子。杞方言上衣有两种，一种有袖，一种没有袖。
润方言男子
润方言男子装束特点是男子留发结髻于脑后。头上缠着红色或蓝色头巾。但结婚时或者参加盛会活动，男子留发结髻不再结于脑后，而是结髻在头顶上，并用红丝线捆紧，然后直插或者横插一根自制并刻有花纹图案的骨雕作发簪，或用从汉族商人那里买来的铜制发簪。除此以外，还在结髻后面插上一把自制的梳子。
润方言男子与其他方言男子装束不同之处是用两块头巾来包头，第一条是用红而阔的头巾缠在里面一层。第二条是用深色又较窄的头巾缠在外面。最后再捆一条织有蓝色花纹的小花缏。这样红与蓝相互衬托，色彩反差而又调和，美观大方。男子服饰主要是由丁字裤和上衣组成，润方言男子的丁字裤较简单，规格不大，仅能掩盖羞处的局部。把垂在前面的带子缠在腰间，有些地方用带子将丁字裤从下往后拉紧，系于后腰间。还有一种丁字裤是用各种有花纹图案的布垫做成的。两端用线串上珠子或铜钱做穗子，扎在腰间，走路或摆动时叮当作响。
男子腰带是用比较粗的布料做成的，其中比较多的是织有色彩简单的几何纹。腰带的两端有各式各样的花纹做边饰，而且还用各种色彩的丝线做成穗子。穗子里面还带有白色的珠子。杞方言男子丁字裤是多种多样的，如同腰带的两端一样，缝有边饰和丝线的穗子。而有些地方只饰着白珠子和开孔钱，并把饰有铜钱的丁字裤围在腰上，行走和摆动时，就会发出响声。所以这种丁字裤以前受当地人的喜爱
润方言男子服饰由于受汉族影响较早，故上衣多穿汉式衣服，或者已经变化的汉式上衣。但在祭祀时，所穿上衣并非是汉式的，而是汉服基础上加以改造成为黎族特色的刺绣上衣。这种刺绣一般来说不是直接绣，而是从汉商那里买来的衣服上加以剌绣，即将原来布料用各种色线刺绣在小块棉布上面，多见蓝色布，然后缝到上衣的背部或口袋上作装饰。
润方言兵士（也叫勇士）服，头部戴麦杆做成的帽子及青色的头巾。身上还穿着装弹药用的青色胸挂。这种胸挂是模仿汉族的胸挂制作而成。这种胸挂从头套在脖子上，下头围在身上。然后用带子扎过来，胸挂横向缝着三条红色的小布条与底下垂直交合，在该处缝成装弹药盒口袋。
赛方言男子
汉化较早，赛方言男子装束比较简单，过去把发髻置于额前，但不插发梳。一般到了冬天才用黑色布或深蓝布巾缠在头上。下穿长不过膝的吊裙。吊裙织有黑色或青色的几何形花纹图案。上衣是用棉或麻纤维织成的粗布料，长袖开胸，无领，无扣，胸前仅用一对小绳代替钮扣。后因为这种服饰做起来费时，靠近汉区买布容易，所以渐渐以汉装所代替。
美孚方言男子
美孚方言男子的装束与润方言一样，把长发挽在脑后，不同之处仅发髻在脑后稍微高一点，而且把发簪插入发髻里，但往往要插一根豪猪刺，也有用单针形的骨片插在髻里。骨片雕刻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并涂上黑色。美孚男子髻后，是用白色或蓝色头布扎着，盛装头巾是在边沿加以刺绣简单花纹图案，但有时候也可以用白布代替头巾使用。男子有时戴棕榈叶的帽子，这种帽子是采用大蒲葵叶编成，然后再用竹片来加固，结实耐用。
美孚方言黎族男子服饰，同其各方言黎族男子的服饰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别。美孚方言男子服饰主要是用海岛棉和麻纤维粗布制作而成，色彩有深蓝色。美孚男子的下服与其他方言不同的是，没有围腰的丁字裤，而是一种由两条方形的深蓝色的粗布裁剪成的。同时，这两条布上端缝着5厘米的白色粗棉布，并连着带子，这两条布有18厘米左右是互相叠起来的，一条长线紧扎在腰间，没扎的一侧是叠着的，穿戴时仅仅从腰部伸到膝盖。这与杞方言所穿的“缏”（腰布）有明显区别的地方。男子最喜欢把烟袋吊在腰上。
男子上衣和女子上衣的裁法是一样的，这种裁法很特殊，由两条相同方形布构成以遮住上身的前后两侧，这两条布是在背面的正中间从上到下缝一起，两侧胁处缝到18厘米，上面缝着16厘米宽的袖口，下端有19厘米左右的裂口，衣领是以宽16厘米左右的窄长布裁成，袖边及上衣领前下面以暗褐色棉布连成，上衣无领，仅有一颗布钮，有时连一个钮扣都没有。
男子喜欢穿木屐。
特殊服饰
黎族特殊服饰，是指在传统原始宗教活动时所穿戴的服饰。比如有人生病后，请“三伯公（道公）”来“做鬼”，或在人死亡后，请人来“做八（丧葬）”等入棺仪式以及娘母、道公所做的“令兴（法术）”时所穿的服饰。这些服饰男子服较多，妇女服较少。有些地方娘母，只用民族头巾来代替服饰。
哈方言特殊服饰，长袖无领，无钮，无扣，也称为“大麻衣”。这种大麻衣宽而大，整条长至膝盖下部，是奥雅在“做鬼”时穿用的。主要由麻纤维织成的棉布料，一般不需要染上色彩，多为原麻色，也有黑色，这种大麻布，在制作时工艺比较精致，平常不穿，只有“做鬼”时或村里有人死亡做八（丧礼）时才能穿用。在“做鬼”时腰部必带绑好的箭筒或男腰篓。头戴着用藤编织成的帽子，并在前面插上3～5根野鸡尾毛。
杞方言男子较早就穿戴汉族服饰，但是在“做鬼”时，有些地方还穿着原来的民族服饰式样。有些地方是用从汉商大花纹的红布制作成长袍，而过去则是用纤维麻织制裁剪成对襟开胸无领无钮的衣服，下穿前一块后一块的遮羞布，布料也同上衣一样都是用麻纤维来染色织制而成。在“做鬼”时腰部绑着腰篓，手持着一把5～6寸的尖刀。
润方言的“三伯公”在“做鬼”或祭杞时，也穿用汉式衣服。但这时穿的却并非是完全汉式的，而是非常美丽且具有典型的润方言特色的刺绣衣服。这种刺绣主要是在衣服的背部与口袋的装饰，有些地方一般不直接绣在从汉商那里买来的衣服和面料，而是用各色丝线绣在汉族生产的蓝色小块棉布上，然后缝到背部和口袋上作装饰。润方言男子还有一种很长的颈巾（也叫围巾）。这种颈巾宽10～30厘米，长130～140厘米。颈巾用黑色与红色的正方形布上采用一字或十字形的简单刺绣方法而绣成。围巾的一端有很多的花纹，装饰美丽，色彩为红、黑和有光泽的黄绿色，刺绣工艺巧妙。
美孚方言的“三伯公”特殊服饰，长大衣，开胸长袖有布钮，穿戴时衣长至脚踝以下，用红色布绑住腰部，色彩多是土红色，衣领的沿边用8～10厘米置色，从领口到下摆处用黑色沿缝而成。色彩比较调和，头戴花帽，在帽顶尖处插有野鸡尾毛，有人生病，请道公“做道”戴上铜条项圈和手镯，用作辟邪物以赶鬼。
黎族结婚习俗
“夜游”是黎族青年男女谈情的一种独特形式，它与“隆闺”有密切的联系。每当夕阳西下，男青年们便穿戴整齐，跋山涉水到远山别村的“姐妹隆闺”去，通过对歌和吹奏口弓、鼻箫来寻找情人。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恋爱。进入“姐妹隆闺”需要有一番才智，首先。男子要以歌叩门，女方若同意他进来，就回应一首歌；若不同意，就丢去一首不开门歌，男子只得另找它枝。待到男子进得门来，还不可随便乱坐，要对唱见面歌和请坐歌才行。坐下后，男子便要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说明是来找情侣还是来求婚的，女子回应是否已有情人。要是进入的“隆闺”里姑娘多，不知哪个姑娘愿投情，男女便要唱试情歌，愿意的姑娘自然就会回应他的。接下来，那种表达爱情的对歌声、口弓声和鼻箫声就会此起彼落，直到情投意合。情投意合后，男方就向女方送银元、铜钱、针、布衫、腰篓、竹笠等等物品，作为同床过夜的礼物。往后相互邀约，夜间常来常往。这种往来关系，有的达一月半年，有的达二三年。当然，也有花谢蒂落的，那就互唱断情分离歌。之后便互不干涉，各自寻找新的情人去。
如果一对黎家情人恩爱难断，需缔结秦晋之好时，他们便把婚事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男方一家的父母兄弟就要选定吉日，带上聘礼，这其中一定要精心采摘槟榔，到女方一家去提亲。槟榔要挨家挨户的送，让大家给予美好的祝愿，因为槟榔象征做婚姻常绿常新，预示男女双方相亲相爱，和睦美满。黎族称“放槟榔”或“放衣服”。
黎族结婚形式
定亲
倘若小伙子与姑娘情意相投的话，小伙子必须告诉家长，然后请两名媒妁。她们是善于言辞，见缝插针的。穿着漂亮的花桶裙，戴着崭新的精制斗笠。用两条新毛包头上四个要好的槟榔到女方家“查”（查即试探女方父母对此婚事的态度）若女方家长辈开毛贴吃槟榔，则表示同意，接着双方就可商定放槟榔的时间及议价。时间多定于农历六月或八月的双日，象征成双成对。
放槟榔
良辰吉日到了，女方家热闹非凡，远近的亲戚都挑着糕点，携儿带女。还有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聚集于女方家等待“吃槟榔”。此刻两名媒妁拿出议定的实物及人民币（600个槟榔，约400人民币，光银一对）于客堂坐定后，女方父母便于桌上掀开毛贴，吃槟榔，此时都是成双对，父母或哥嫂。否则不吉利。
媒妁分送槟榔看辈份，大的给吃，小的只好自己讨吃，有时小辈想吃槟榔竟把媒妁围得水泄不通。款宴时，女方家也只要两名妇女待客（忌寡妇）。桌上只四人、吃饭时讳忌掉筷，碰盘之类事发生。菜类多为双尾鱼（即尾巴开的鱼）。媒妁送来的600个槟榔中，40个是刻上形色多样的花纹，这是专送给父母，至亲的。
结婚问日
男方筹足资金后，便于农历十二月份，又派两名媒妁挑着一对鸭、两小坛米酒、八个槟榔往女方家“问日”（问日包括择日，议商品价）。一般情况下，还得交给女方家400至600元人民币，桶裙两套，戒指一只，百斤以上的猪一头，米酒八坛，待男方家许诺后，女方家方同意择定吉日，多定龙、牛、马、羊双日。
结婚鸳鸯圆梦
结婚的前天，男方家派人挑了上述议价物品给女方，第二天晚便算结婚日。
送女，娶妻均在晚上。一到下午男方家便派族内两名女青年带上槟榔，香烟，糖果到女方家迎亲（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一入晚，嫂或（堂表、嫂）帮嫁女梳妆打扮。完毕、女方姊妹或者表、堂姐妹簇拥嫁女抱头痛哭。哭声象征了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怀。依依惜别，姊妹要天各一方。悲喜交加。此时，姐夫（或堂，表姐夫）从簇拥的姊妹中，把嫁女往外拉、两方争夺，哭声震天。姐夫也得拼命，若多个姐夫，便好办了。一位出客堂，嫁女边哭边托着槟榔盘，让亲戚朋友吃槟榔。于是有两名或四名弟弟（表、堂弟）跟其后面。被一行乐队，敲敲打打送至男方村庄。一到村庄，新郎伴郎便对弟弟、嫁女鞠躬，连行三遍。嫁女一踏进门槛，鞭炮轰响，接着便拜堂（须穿上婚礼专用长筒）、一般均在鸡叫前、拜堂完后，闹洞房，通宵达旦、此晚夫妻两个不能洞房花烛月，强熬强耐。天一亮，亲戚朋友便蜂拥而。
黎族结婚特色
黎族人在举行婚礼仪式时也用种种方式求得平安吉祥，他们的做法很独特。在结婚的那天，男方派几个亲属或好友带一些酒肉槟榔等到女家接新娘。在男方到女家之后，要马上把槟榔破开分给众人吃。当天下午女家请来几位妇女和几位男子作新娘的伴行。因为黎族结婚没有坐轿子的习俗，新娘便跟着迎亲的人步行到男家。在路上如果碰上山猪、蛇或死鸟等，新娘得立即转回娘家告诉父母。父母就要立即请来巫师，让他杀鸡驱邪。否则认为会给男家带去不吉利。驱邪后大家再次上路。当新娘到达男家门前时，新郎和他的父母及其亲属站在门口相迎。男家事先请来的巫师拿着一把剪刀跟在新娘后面，一边口念咒语，一边舞弄手中的剪刀，同时乱撒饭粒，送嫁的人也跟着拿些饭粒撒在地上。最后巫师用剪刀打破一个生鸡蛋认为这样鬼就不会缠绕新娘，使日后一家得到平安。
但也有的地方不请巫师，而是请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一手拿着钩刀和盛着生米的鸡蛋壳，一手拿着新郎的一件衣服念念有词，最后用钩刀柄把蛋壳捣碎。这样做的意思是请一切鬼怪妖魔之类吃饱以后不要来了，祝福新郎新娘平安，子孙繁衍。这时，男家门口还要点起一小堆柴火，新娘进屋时从当中跨过用以驱邪。
还有的地方是当新娘快要到达男方的村口时才换上新衣，伴随新娘的妇女用被单或者是布把新娘的头盖上，由伴娘领着做各种驱鬼仪式。这些仪式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驱除鬼邪，摆脱鬼邪的纠缠，保护新婚夫妇日后生活平安。
黎族结婚的特点
吃物订亲
黎族青年男女恋爱自由，可结婚却不那么自由。男女之间婚姻的结缔，大都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如果男家看中了某女子，就得请媒人带酒、茶和槟榔前去说亲。说亲一般要经过四次。第一二次，主要说明来意，而女方父母也不表态。不过，女方的父母可以接受媒人带来的东西，但姑娘则不可以吃。因为父母尚未表示同意。到了第三次上门，女方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俗称"吃物订亲"。吃物，主要是吃男方送来的槟榔。相传，嚼槟榔在北宋时代就已成为黎族人民的一种嗜好。求亲时，以嚼槟榔作定情，已相沿成俗。这样，待第四次媒人再上门时，不光带食品、槟榔，而且要带钱、服饰等物。同时，和女方父母商议礼聘和吉期。谈妥之后，媒人再回去告诉男家。这样，订婚手续便告完成。
订婚有很多禁忌，如果女方家死了人或死人的周年忌日，男家不能去说亲。订婚的那天，双方父母不能梳头，否则，认为子女会染病。
订婚以后，一般在三四年之后结婚，也有五六年之后结婚的。婚期也有禁忌，如忌在单月举行婚礼等。不过，解放以后，这种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舂米声中庆婚礼
黎族婚礼，宴席设置排列成一字形。然后，按照习俗：男女两家的亲朋艰好友分坐两旁，中间一对"正座"是新郎新娘的席位、母亲和伴娘、伴郎分别坐在"陪座"上。新良好和伴娘们入席后，先是面壁而坐，待至"咕喔咕喔"的舂米声起，才转过身来，开始饮宴。
舂米队伍是由男女两家的妇女六至八人组成的。各人手持木杵，轮番舂击木臼。舂一下，又大臼沿上碰一下，发出"咕喔咕喔"的响声，节奏明快，声调和谐，象征双方的新生活开始。
逗婚
黎族人的婚礼，独具一格，十分风趣，而以"逗婚"为高潮。
新婚过门的翌日，一早就得起床，为娘家做第一餐饭，以示勤快；还借这机会显示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在新娘进入厨房时，伴娘们拿着小木棍跟着"保护"，以防小伙子们把锅底黑涂到新娘脸上，当小伙子们要来抹黑时，伴们便使用小木棍，冷不及防的给敢于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有的小伙子，可真的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有些姑娘被抹成花脸。之后，双方便兴高采烈地谈论起自己的"战绩"来。经过这场"混战"之后，新娘方开始做第一餐饭。吃完饭，开始送亲。实际上，这种"逗婚娘"的活动，其意义还在于为未婚青年举办村际联谊会。这是青年男女寻求爱情、幸福的一个良好机会。
56个民族民俗
17.哈萨克族历史,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风俗,哈萨克族特点
33.柯尔克孜族历史,柯尔克孜族服饰,柯尔克孜族风俗,柯尔克孜族特点
34.达斡尔族历史,达斡尔族服饰,达斡尔族风俗,达斡尔族特点
38.塔吉克族历史,塔吉克族服饰,塔吉克族风俗,塔吉克族特点
41.鄂温克族历史,鄂温克族服饰,鄂温克族风俗,鄂温克族特点
47.俄罗斯族历史,俄罗斯族服饰,俄罗斯族风俗,俄罗斯族特点
49.乌孜别克族历史,乌孜别克族服饰,乌孜别克族风俗,乌孜别克族特点
51.鄂伦春族历史,鄂伦春族服饰,鄂伦春族风俗,鄂伦春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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